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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建国后最大一起迫害记者事件

[日期:2019-09-07] 浏览次数:

  本案曾被称为“中国最大的一起迫害记者事件”,时隔九年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何时有说法?

  1998年10月27日,来自北京、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市的20多名记者,专程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法院,旁听《郑州晚报》记者殷新生状告郑州市检察院研究室科长董正平及《河南法制报》社名誉侵权案。

  殷新生状告董正平和《河南法制报》的原因是:1994年6月10日,《河南法制报》第四版“方圆纪实”栏目刊登《中国“最大的迫害记者案”?检察机关说:不!》(以下简称《不》)一文,殷新生说作者董正平“或捏造基本事实,或篡改重要证据,指名道姓,进行扩大事实的虚假报道,对我造成身心两方面的极大损害”。

  殷新生说,1994年4月6日,郑州市检察院指控他犯有诬告陷害罪的惟一证据,就是1989年11月18日他根据郑州市公安局审查站的要求写的一张举报字条。字条原文是:“市公安局审查站,最近两个月来,我们三个新闻单位调查了一起拐卖儿童案,案情复杂,牵涉人员较多,柘城县大孟庄村的孟庆德、李雪芝、孟庆勤、孟凡祥等人,在很大程度上惑疑是拐卖儿童的同伙,现在这四个人都在郑州,我们请求你们帮助审查,以求得此案早日结案。”河南法制报在引用这张字条内容时,将关键的两个字“惑疑”改为“可能”。被告董正平在正式答辩之前,先公布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是检察院某领导的号码。他说,《不》文不是他个人的意图,是领导安排他作为任务完成的。提供这个号码,是为了让大家便于询问。在答辩“惑疑”改成“可能”时,他说:“惑疑和可能二词意思相似,都是怀疑、也许的含义。这种意思犹如父亲和爸爸、母亲和妈妈。因此,不存在捏造事实,篡改证据。”《河南法制报》社被告代理人也承认,《不》文在发表殷的字条内容时,作了“技术处理”。事后,当时值班的副总编也对本报记者说,把“惑疑”改成“可能”这件事他是知道的。当时比较匆忙,报纸出来后才发现这段文字带有引号。

  这一期的《河南法制报》出版后,立即引起社会反响。当时的全国记协国内部主任阮观荣便赶到郑州,与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日报、河南省记协的领导同志召开紧急座谈会,并由省委宣传部作出如下决定:一、这一期的《河南法制报》停止销售,已售出部分能够收回的尽量收回;二、给全省各地市委宣传部及省直各新闻出版单位发紧急传真电报,一律不得转载或摘发此文;三、责令《河南法制报》向省委宣传部写出书面检查,并向受害人殷新生赔礼道歉。

  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审判长对殷新生说:“你在起诉书中要求被告赔偿5000元的名誉损失费,有什么依据?”殷说:“我多次进京告状,路费、食宿费都有票据。”审判长说:“殷新生,你在三天内把票据准备好,现在休庭,什么时候重新开庭,等待通知。”

  《河南法制报》负责人说:《不》文的发表,是因为在此之前,殷新生到处告状,导致十几家报刊发表《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迫害记者事件》等文章。郑州市检察院委托我报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澄清事实。

  事情是这样的:1989年9月14日,郑州市金水区公安分局杜岭派出所查获了一起拐卖儿童案。拐卖儿童的是河南省柘城县邵园乡高店村农民高清池,被拐卖的儿童刚满周岁。《郑州晚报》群工部副主任殷新生听说后,第二天便开始追踪采访。几天后,河南电视台和《郑州晚报》分别播发了杜岭派出所寻找被拐卖儿童父母的消息。前来认领孩子的父母络绎不绝。经过一番核实,最后剩下两对夫妇坚持说被拐卖的孩子属于自己。一是豫西伊川县苗全亮、李会玲夫妇;一是豫东柘城县的孟庆德、李雪芝夫妇。

  为了查证孩子属于哪一家,案件负责人韦兵役和殷新生几下柘城县进行调查。办案人员和殷新生发现,虽然孟庆德、李雪芝夫妇一再强调孩子是自己的,但他们对孩子的出生地点、出生年月却说法不一,而且拿不出孩子的出生证明。办案人员只好暂请郑州铁路局退休老工人宋荣成夫妇抚养孩子。

  办案人员和殷新生还发现,拐卖小孩的犯罪嫌疑人高清池声称孩子是患有精神病的弟弟高清峰的,而李雪芝原先又是高清峰之妻。殷新生等人开始怀疑孟家夫妇和高清池及其家人与这起案件有关。殷新生与另外两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以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陈朝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洪恩和他自己的名义,向公安局审查站写了前面提到的那张字条。在这之前,伊川县李会玲夫妇向审查站递交了举报高家数人是拐卖儿童团伙的材料。当天下午,郑州市公安局审查站以涉嫌参与拐卖儿童为由,对孟庆德、李雪芝、孟庆勤实行收容审查。

  11月23日,承办此案的杜岭派出所民警带领苗全亮、李会玲和孟庆德、李雪芝夫妇及被拐卖的孩子,携河南省公安厅的介绍信,到该厅指定的法医鉴定单位—洛阳医学专科学校作亲子鉴定。殷新生以记者身份跟踪采访。鉴定表明,被拐卖儿童与孟庆德、李雪芝夫妇没有血缘关系。

  1990年4月6日,郑州市检察院两名检察官以找殷新生了解情况为由,把他带到郑州市看守所。通过两道岗,才出示了刑事拘留证。10天以后,殷又被正式逮捕入狱。案由是:诬告陷害。依据是“以怀疑孟庆德等4人系贩卖儿童团伙为由,要求公安机关将4人收容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38条,构成诬陷罪。

  检察院给殷新生定罪的另一条理由是:殷新生在主观上有诬告陷害他人,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直接犯罪故意,因为他明知被拐卖小孩是孟庆德夫妇的。拘留审查并不等于是刑事追究。公安部门并没有对孟庆德作刑事追究。殷新生是不是明知“那孩子是孟庆德夫妇的”?原杜岭派出所负责侦察此案的副所长韦兵役说:“明知什么。如果明知,我们干嘛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反复调查核实,还带他们作亲子鉴定?如果连老殷都明知了,我们还拒绝将孩子交给孟家,岂不是连我们也与他一起犯罪?”韦兵役还说,在这案子之前,他并不认识殷新生,但他很敬佩殷的不辞劳苦和敬业精神。

  已经办了退休手续的原郑州市公安局审查站站长赵平法对采访的记者说:“说殷新生明知的人才是无中生有呢!殷新生向我们反映、举报,只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至于是否需要收审,完全是我们根据传讯和初步调查的情况,再依照当时的有关规定来决定的,与殷新生完全无关。从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来看,殷新生的行为有功无过,更无罪!”

  殷新生写的那张“惑疑”的字条,署名中还有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陈朝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洪恩。在殷新生被捕入狱后,他们俩都感到有一种责任,应该为殷新生的冤案说几句公道话。

  刘洪恩在亲笔写的证明材料中说:“让审查站审查嫌疑者,我、陈朝中和殷新生都知道这件事。当时殷写条子后对我说,他写了惑疑条子,签了我的名字,我表示同意。但那张纸上写的具体哪些字,我不知道,我当时没在跟前。但我相信他。他们(指检察院—作者注)当时说那张字条是殷新生的罪证,我还真以为有什么问题。后来了解,根本没有什么问题。殷新生是个好同志,他采访扎实,很有正义感,却受到一些人的无辜迫害。希望有关部门伸张正义,严肃处理那些侵害记者正当权益的违法行径!”

  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陈朝中也写了证明材料。他说:“郑州市公安局审查站让写个检举材料。殷新生给写了几十字的怀疑材料。这是记者应做的好事不料,郑州市检察院在1990年4月间把殷新生以诬陷罪逮捕,理由是向郑州市公安局审查站写了那个材料。里边涉及到我的是检察院起诉书上写的擅自用新华社记者陈朝中的名义。一年多来,郑州市检察院没有任何人问过我此事。我也没写过一个字的材料,这事我知道,不存在擅自问题。发现有人违法,向公安部门举报是对的。

  “殷新生帮人找孩子,学雷锋办好事反遭逮捕,至今未被纠正。拐卖孩子的罪犯却逍遥法外。中央、省、市有关领导批到郑州市检察院,要求纠正此案的批件很多,至今仍未解决。”

  陈朝中的这份材料写于1992年1月。像陈朝中、刘洪恩那样关注殷新生的,还有许多仗义执言的记者、律师和有关领导同志。两个多月以后,《法制日报》记者方晓黎、张红兵专程赴郑州采访殷新生一案,并写出报道清样《记者殷新生冤案为何迟迟难平》,后来郑州市一位副检察长亲自进京说情,致使该报道至今未能发表。

  1994年5月,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又专程来到郑州,就殷新生一案与省委书记作了长时间的晤谈。戴煌的长篇通讯在《北京青年报》、《民主与法制》发表后,又被多家报刊转载。

  河南省记协调查组经过一年多调查后指出:省检察院把一个记者正当的追踪采访,硬说成是“主动参与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的侦察活动”,从而认定“本身已超出职责范围”,是不妥当的

  1993年1月,河南省记协收到省检察院《关于殷新生诬告陷害案处理情况的通报》。为了核清事实,省记协专门组织调查组进行核实。调查组于1993年2月完成了一篇调查报告。

  郑州市和河南省检察院把殷新生所谓“本身已超出职责范围”列为罪状。是否真的“超出职责范围”?河南省记协的调查报告说:“什么是记者的职责范围?国家对此并无明确规定。传统的作法是属于事件性之类的新闻,新闻源发生在哪里,辐射到哪里,记者可以根据报道需要采访到哪里。省检察院设想的记者职责范围,不知有何法律依据。”

  “省检察院把一个记者正当的追踪采访活动,硬说成是主动参与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的侦察活动,从而认定本身已超出职责范围,这是不妥当的。”

  这份调查报告在逐条调查了殷新生的案情后指出:殷新生的行为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通报》中“定罪的根据及理由”里列举了数条“根据”,使用了不少结论式的定性术语和法律术语,力图证明殷新生已构成诬陷罪。这数条根据及理由除了那些“超出职责范围”、“明知”、46007小鱼儿主作为这场盛事的亲历者,。“一手策划”、“作虚假告发”等不实之词外,一条犯罪事实根据也没有。没有犯罪事实作根据,硬要按照刑法第138条定罪,这是法律不容许的。

  全国人大办公厅五处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认为,河南省检察院认定殷新生构成诬告陷害罪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不宜结案。全国人大办公厅五处了解到殷新生被捕入狱的案情后,曾三次派人到郑州听取汇报,认为此案还需要继续复查。

  1996年11月24日,五处处长到郑州检察院借阅了卷宗,进一步调查了有关知情人,对这一案件提出四点意见:一、检察院认定殷新生明知孩子是孟庆德、李雪芝在新疆所生的亲生子情况下,故意实施诬告陷害其是拐卖儿童同伙。同时,检察院又承认殷新生将孟庆德夫妇举报收审后,孩子是苗家还是孟家的不能肯定,主动向审查站提出搞亲子鉴定。这说明殷新生实际上不明知。检察院认定的事实前后自相矛盾。二、关于指控殷新生“本身已超出职责范围”的问题。检察院把殷新生的跟踪采访,说成是“主动参与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的侦察活动”,以此指责为超出范围,这种定论是不妥的。检察院给记者规定职责范围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三、检察院认为,殷新生写条子怀疑孟庆德等人是明显的诬告陷害。怀疑就是捏造事实,无中生有,这个定论歪曲了事实。四、检察院认为被拐卖儿童仍在殷新生控制之中,无法与家人团聚的说法完全不是事实。

  当时的全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唐非在一次记协工作会议上愤然指出 :“殷新生一案,是建国以来最严重、最突出、最典型的打击迫害记者事件。”

  1991年7月10日,殷新生案由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向中原区法院起诉。同年12月3日,中原区法院退卷给区检察院,提出记者殷新生的工作职责范围及采访方式有何规定等5个问题,区检察院不清楚,未再移送法院审理。区检察院不会忘记,中原区法院院长在案卷里夹了一张字条:“如果在中原区法院开庭,我要亲任审判长,当庭宣布殷新生无罪释放。”

  起诉不成,郑州市检察院又于1992年3月13日将案卷转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换意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研究后答复:殷的行为不构成诬告陷害罪。

  当时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增茂在接受新华社记者戴煌采访时说:“惑疑咋能是犯罪呢?办案人员的水平怎么低到这种程度!”

  河南第二律师事务所主任陆咏歌说:“看了殷的案卷,从头到尾找不到一个能说明他有罪的字。”

  1992年6月29日,中共郑州市委政法委专门召开书记办公会研究殷案,作出如下决定:“郑州晚报记者殷新生一案如果由郑州市定,那么书记办公会的意见是:这是个错案,立即纠正,撤案!”

  自1990年开始,全国记协就一直关注着殷新生,并多次责成河南省记协对案子作深入的调查并向全国记协汇报案。当时的全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唐非在一次记协工作会议上愤然指出:“殷新生一案,是建国以来最严重、最突出、最典型的打击迫害记者事件。”

  前面已经提到,郑州市检察院从未找过在“惑疑”字条上留名的新华社记者陈朝中谈过话。既然那张字条是逮捕殷新生的主要证据,为什么只给殷新生一个人定罪呢?这只能从殷新生和检察院之间的关系找原因了。

  殷新生,在郑州市新闻界有“犟牛”之称。他在《郑州晚报》群工部当副主任,经常打交道的是那些受了冤屈后到报社要求伸张正义的群众,他对“为民请命”的事总是给予同情。在他的卧室里的30多面群众送来的锦旗,讲述着他一个个帮人帮到底的“犟牛”故事。

  1989年12月,殷新生经过数月的调查后,在《郑州晚报》上连续三期报道了郑州市检察院越权介入一起企业合同纠纷案的事情,并针对此事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讨论,最后引起有关领导部门重视,恢复了由于郑州检察院介入而被强行中止的合法合同,维护了企业及企业承包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刚刚推行不久,当时正在大力宣传的国家《合同法》的尊严和严肃性。

  然而,殷新生这一不畏权势的舆论监督行为,引起了郑州市检察院的强烈不满。当报纸对事情曝光以后,郑州市检察院突然派人找到殷新生,说市检察院某副检察长想找他交换一下意见,当时殷新生急于去采访,遂未从命。之后不久,郑州市政法委秘书长把殷新生找去做工作。秘书长对他说,登封县外贸局车队那事(指殷报道的合同纠纷)你就别再管了。殷一听,知道这完全是市检察院的意见,遂向秘书长解释。秘书长也不隐瞒,开门见山地说,是检察院的领导委托他来的,说:“你的稿子对车队恢复生产和群众的情绪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就在被郑州市检察院介入强行终止的登封县外贸车队承包合同恢复后一周左右,当时的郑州市政法委书记王荣生把殷新生召到办公室,见面就说:“你怎么把检察院的意见给推翻了?人家给我反映了多次,对你意见大着呢,你这样很不合适嘛!”待殷新生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作了详尽的解释后,才取得这位书记的谅解。

  事过几个月以后,即1990年4月6日,郑州市检察院以诱捕的方式将殷押进拘留所,10天之后又宣布正式逮捕。殷新生协助公安人员寻找被拐卖儿童父母,他是否超越职责范围,本应由办案的公安人员作评价。办案人员说他有功,法院院长说他无罪,律师说从案卷里找不到一个他有罪的字,全国人大办公厅调查组说检察院给他定罪于法无据郑州市检察院把同时参与的另两位记者抛开,偏要给殷新生定罪,这是偶然的吗?

  记者想起至今还在抚养被拐卖儿童的郑州铁路局退休工人宋荣成。他说,殷记者被关进监狱后,检察院的人来过我家几次。我问他殷记者什么时候出狱,他说:殷新生出不来了。要把他放出来,我们就得进去。这话真令人深思。

  中央有关领导及河南省、郑州市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就此案作过30多次批示,要求郑州市检察院尽快作出公正处理,并将此案的调查报告呈送省委。

  从办案的公安人员到法官、律师以至全国人大办公厅,都在为殷新生的冤案仗义执言。连河南法制报负责人也说,如果殷新生的案子翻过来,我们也可以重新报道。只是郑州市检察院一拖再拖,研究退路。

  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向社会公开检务,其中包括公开任务、职权和办案纪律。郑州市检察院是否违反办案纪律,也应该向社会有个交待。(王炳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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